我的童年
　　
　　听妈妈讲我小时候的故事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是冀中平原的一个小村，叫三城。村不大，也很穷。其实那时，国家也不富。我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村里只有一个合作社，只供应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奶粉之类的营养品。母亲说，我是吃糨子长大的。我听了，惊愕不已。在我的记忆里，糨子只是用来糊窗户贴对联的；再有，就是上学后，听到过老师用“你满脑袋糨子啊”，来奚落那些脑袋不太灵光的学生。还好，我吃的糨子都进了我的胃，没有进入我的脑袋。所以，我不算太聪明，但也不是很愚笨。
　　
　　小时候，我长得什么样儿，母亲说，我长得很白。但我一直不认同。因为后来，我跟别人说我白时，他们都用狐疑的眼光看我，他们的意思，我懂。我把家里仅有的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照片是黑白色的。当时，乡里没有专业照相馆，只有走街串巷的照相师傅。偶尔才来一次，母亲赶紧追出去，抱着我照了一张，一直留到现在。照片上还有同岁的刚子。两个小孩，在各自母亲的怀里，愣愣的，黑黑的，像两个小萝卜头。但母亲却指着照片说，你看，你是不是比刚子白多了。
　　
　　也许是吃糨子的缘故，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小时候，我身体虚弱，经常闹病。后来，母亲常说，“小子不好养，费心”。的确，妹妹比我就省事得多。有一回，我病得不轻，两眼紧闭，不吃不喝，不哭不闹。这下，可把母亲吓坏了，赶紧把村里的赤脚医生请来，医生说我得的是气管炎，给我打了针，灌了药。可我一点反应都没有。母亲更着急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还好，父亲当时没有慌，比较清醒，赶快到后院，把王老太太叫来了。老太太不是医生，但据说很神。老太太看了我的症状，说我得的不是气管炎，是热伤风。老太太会针灸，给我扎了针，不大一会儿，我就“哇”的哭出了声，也知道吃奶了。母亲紧揪的心这才放下，含泪而笑。
　　
　　七十年代，农村还有生产队，每个队都有上工地点。我家是五队，五队的上工地点就在我家门前。我家门前有棵大槐树，什么时候栽的，没人说得清，反正，树身都空了，但树叶依然稠密，夏天可以遮阳，雨天可以避雨。每天早晨，人们都陆续来这里集合。母亲抱着我也出去了。当时，在农村，小子很吃香，谁见了，都爱逗着玩。这时，就有人凑过来，逗我:“来，叫爷爷。”我忽闪着眼，看着他，突然冒出一个字“哎”。这下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七嘴八舌地说：“这小子，人不大，就知道占便宜了”。我懵懂地看着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又有人过来逗我，我又“哎”，他们又笑。又过来，又“哎”，又笑。一时间，大槐树下，一片欢声笑语。
　　
　　这些七零八碎的事，我当然不知道，是母亲讲给我的。母亲讲这些事时，一直盯着我看，眼睛里透着慈祥，脸上浮着微笑。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家里养了一头小毛驴，黑色的，草驴，很好看。长长的耳朵，长长的脸，嘴唇上一溜小白毛，还有一双大眼睛，从里面，能瞧见我的影儿。怎么看怎么耐看，绝对是驴中的“美驴”。我不喜欢人们把大长脸叫做驴脸。那不是驴的错，是他的脸没长对地方，如果长在驴身上，绝对差不了。
　　
　　小毛驴很温顺，我可以靠近它，用手摸它的脸，摸它的脖子，摸它身上的毛。也许我还可以骑它，但我不敢。父亲从不养叫驴。叫驴有劲，但脾气坏，尤其见了我家的小毛驴，连踢带蹦，拉都拉不住。那邪乎劲，着实叫人害怕。
　　
　　小学五年级那年，我十一岁。放学回家，我不做作业，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到后院，从驴圈里牵出小毛驴，要拉它到地里去吃草。这是父亲交给我的任务。我怕我的父亲。在我眼里，父亲就是皇上，父亲的话就是圣旨，我不敢违抗。
　　
　　那是夏天，天很长，太阳高高地挂在西边的树梢上，没有了白天的威力，露出了它的脸。大大的，圆圆的，害臊似的，羞红了半边天。我牵着小毛驴，来到村外。村外有一条沟，沟上长满了鲜嫩的草，绿绿的，肥肥的，汁液很足。小毛驴一见，就不想走了。我也乐意，我可以自己玩。
　　
　　旁边是一块玉米地。我蹲下，顺着地垄，能看见地的那头。玉米种得很密，叶子很稠，勾肩搭背，互相搔痒。地上爬着许多小黑虫，长着许多腿，爬起来，身子一扭一扭，人们叫它蚰蚓。我不喜欢，看着就恶心。头顶上飞着一群蜻蜓，褐色的，蝉翼很薄。说是飞，似乎它们根本没动，只是以极快的速度，扇着蝉翼，将自己定在那里。我想抓一只，可刚一伸手，它们就倏地一下，弹到了别处，依旧做它们的定身表演。远处是一片梨树地，树身矮，树冠大，看过去，那边已经有些黑。但我认得它们，里面有鸭梨、白梨、酸梨、雪花梨，还有子母梨（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字）。现在还没熟，但看着想着，就像真的嗅到了香味，舌尖上冒口水。更远处，在天边，横着一带青山，长长的，弯弯的，好像一条大龙。山离我们这里少说也有百十里，但天色好，能看清山上的石头，山上的树，还有蛇样的山路。隐约还有一个人，正担着一担柴，匆匆的往家赶。忽然，我闻到了饭香。原来，村庄上已冒出了缕缕炊烟，一柱一柱，扶摇直上，融入天空。人们已经陆续回家，开始煮饭。
　　
　　西边的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也该回家了。我回过头，发现小毛驴牵着我，向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小毛驴的肚子已鼓鼓的了。我一扽缰绳，小毛驴转过身，打一个响鼻，哒哒的，依旧牵着我，向那个熟悉的地方跑去。
　　
　　帮妈妈烧烧水来做做饭
　　
　　小时候，我有许多亮点。我自然记得，这是我聊以自慰的资本；母亲也记得，这是她的儿子鲜有的、能够给她带来温暖的光芒；乡亲们也记得，在他们想更多了解我的时候，我已不在他们中间。
　　
　　比如做饭。
　　
　　三城村有三多：沙子多，石头多，地多。地无好地，大部分是沙土地。沙土地别的村不想要，我们村却当个宝。就拿我家来说，五口人，三十多亩地，平均每人六亩多。三十多亩地，全靠父母耕种。那时，爷爷已经七十多，有心无力；我和妹妹还小，无力也无心。父母很辛苦。出去的很早，回来的很晚。回来后，也不能歇脚。父亲要去后院喂牲口喂猪；母亲要忙着做饭。母亲要熬一锅粥（乡下人离不开），还要蒸窝头或贴饼子。母亲做饭时，我便帮着烧火。
　　
　　我的“光辉事迹”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见母亲去后院，我知道柴禾放在哪儿；我见母亲去里屋，我知道糁子盛在哪儿；我见母亲往锅里放水，我知道水应该放多少；我听见母亲让我熄火，我知道饭什么时候熟。小孩子记忆力好，看几遍，就全记住了。
　　
　　有一回，母亲用商量的口吻问我，能不能先把粥熬好，这样，母亲回来后就不至于手忙脚乱，我们也可以早吃上饭了。我说：“行”。对母亲的话，我比较服从，还有，就是对做饭，我并不怎么反感。为什么，我说不清。也许从乡亲们对我的印象中，能看出些许端倪。他们说我：腼腆，懂事，不爱说话。这些用在女孩子身上的词，却被他们用在了我身上。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本应不该是个小子，而应是个女孩。
　　
　　第一次做饭，我学着母亲的样儿。刷好锅，放好水，又去后院抱来一抱玉米秸，点燃。火烧着，我又放好饭桌，摆好凳子。饭桌是那种矮腿的，四四方方，也能放在炕上，席炕而坐。水开了，我先把暖壶注满，又沏好一壶茶。父亲爱喝茶，父亲不习惯喝白开水。茶不是好茶，是劣质的茶叶土。乡村没有好茶叶，有，也买不起。等水再次开了，我放入糁子，捞了漂浮的糁子皮，又放了碱。那次，美中不足的是，碱放多了，锅里一片红。我不知如何是好，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把粥熬熟。
　　
　　母亲回来后，很高兴，一个劲儿地说：好吃。自那以后，我开始帮母亲做饭。母亲把我做饭的事，当成了一件大事，到处替我宣扬。我倒不以为然，总觉得母亲有点儿“老王卖瓜”的意思。不过，有时候，我正做饭，有邻居来我家串门，看见了，啧啧地夸我有出息；出去后，也这样说。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整个村子都知道了。这是很好的广告。以至后来，有人教育孩子，都说：“你也向老张家那孩子学学。”我听了，心里美，觉得自己像雷锋似的。
　　
　　我们都是好朋友
　　
　　1974年，注定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年份，因为那一年，出生的孩子特别多。整整一年，三城村的上空都飘荡着喜庆的硝烟和动人的啼哭。
　　
　　我就是那一年出生的。那一年，出生的男孩子还有：刚子、嘎子、柱子、长艳、友儿等，女孩子有秀儿、斌子、蓉儿等，一共十来个。这对于一个只有百十来户的小村，比例相当不小。后来，他们差不多都成了我的同学。
　　
　　他们只是成了我的同学，却没有成为我的伙伴，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家离我家远。这对于喜欢呆在家里，不愿走出家门，视见人为痛苦的我来说，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
　　
　　那时，我的小伙伴有：比我大一岁的海军、卫东、连启，比我大两岁的老十和百岁。海军卫东连启，他们的家，离我家近；老十和百岁他们家，离我家不近也不远，但我们是一个生产队。这对我，似乎也很重要。
　　
　　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玩，玩那时小孩子经常玩的。过家家，捉迷藏，在树上掏鸟窝，在地上捕蚂蚱。我们很少做出格的事。出格的事也做过，就是偷核桃。核桃地在村北，离村不太远，是公家的。核桃还没熟，皮青着。我们把偷来的核桃，用瓦片或木片刮去皮，凿开壳。里面的仁儿很好吃，比干的香。不过，核桃皮里的汁常常把我们的手弄黑，好几天也洗不掉。我们的“罪证”难消，心里发虚。
　　
　　这是小孩子常干的事，不足为奇；即使逮住，也不会受到打骂。如果说有意思的事，那就是我们曾经合演过一场闹剧。
　　
　　那是在我家。我家没有电视，只有一台收音机。每到中午，收音机里就会准时播出袁阔成说的《三国演义》。我们都爱听，听得入了迷。我们很羡慕刘关张三兄弟，真好，好得像一个人，打断骨头连着筋。除了羡慕，我们还很自豪。因为刘备张飞哥俩和我们是同乡，他们都是我们这儿的人。我们这儿古称范阳，他们结义的地点桃园，就在我们县城。城南不远，有一个村，是张飞的故里，现在就叫张飞店。听完了，我们觉得不过瘾。我们说，咱们也拜把子吧，那样，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是最好的朋友了。于是，我们呼啦啦跪倒一地，也不知道面向哪儿，棒棒棒，胡乱地磕起头来。一边磕，还一边煞有介事地念道：“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
　　
　　后来，我们拜把子的事传到了老十母亲的耳朵里。老太太指着老十的脑门说：“你也跟他们拜把子？你知道他们都管你叫什么吗？”老十当然知道。其实，我们也知道。只是当时我们还小，没有想那么多。老十和百岁虽然同岁，却是亲叔侄，老十是叔，百岁是侄。海军卫东连启和百岁是同辈，也叫老十叔。我辈最小，叫百岁他们四个叔，老十还是小爷爷呢。最后，我们拜把子的事不了了之，叔还是叔，侄还是侄，终不能以兄弟相称。
　　
　　想想，我们做的那些糗事，真是又好玩又可笑。
　　
　　一场游戏一场梦
　　
　　八十年代初，我们很少能玩上玩具。在乡村，玩具是奢侈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玩得尽兴，玩得快活。因为，村子里有的是沙土，有的是石子，有的是木棍。我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我们用这些东西，可以做许多好玩的游戏，而且，花样翻新。
　　
　　“挤狗屎”。名字不雅，但很好玩。冬天，教室里很冷，西北风像刀子，从窗户缝儿钻进来，扎在我们身上。我们都穿着棉裤棉袄，但仍然不得不蜷着身子，缩着脖子，手不敢伸出来，眼一直瞟着外面的大块阳光，老师讲的什么都随了西北风，一句也没记住。冷，无情的吞噬了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理想。下课了，我们蜂拥着跑出去，找一面向阳的墙，靠着。墙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我们十几个人，分成两班，互相用肩头抵着，用力向中间挤，嘴里还“嘿、嘿”的使劲，不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这就是“挤狗屎”，颇像拔河。不过，拔河是向两边拉，而“挤狗屎”则是向中间挤。
　　
　　摔“方宝”。那边正在热火朝天的“挤狗屎”这边已经摔上“方宝”了。“方宝”是用纸叠成的“宝贝”，四四方方。纸，都是我们用过的。那时候，农村的孩子似乎懂事都挺早，知道家里不易，纸和本全是用完了正面，接着用背面，直到上面趴满了密密麻麻，像小蝌蚪似的字，再也不能用了。即便那样，我们也舍不得扔，撕下来，叠成“方宝”，摔着玩。摔方宝也使劲。摔的人咬着牙，瞪着眼，抡圆了胳膊，使出浑身的劲，把方宝摔出去。不一会儿，额头上，就腾腾的冒出了热气，脖子里，也汗涔涔的湿了。
　　
　　抽“汉奸”。所谓“汉奸”,是用槐木或枣木旋成的一个圆锥体，上圆下尖，尖部凿进一个钢珠子,这样便于旋转。再找一根小木棍，拴上一根绳，做成小鞭子。然后，用绳把“汉奸”绕上，一松手，“汉奸”便在地上滴溜溜的转起来。那时，我们常听大人讲“双枪老太婆”的故事，知道里面有个叛徒甫志高。我们痛恨日本鬼子，更恨汉奸叛徒。老师说：“汉奸是国家的败类，是民族的耻辱。”我们听了，义愤填膺。心想，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做汉奸；而且，还要把汉奸揪出来，狠狠地抽。所以，抽起“汉奸”来，我们特别卖力。一边抽，还一边说：“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
　　
　　跳皮筋。这大多是女孩子玩的。两人用腿撑开皮筋，一个人在上面跳，一边跳，嘴里还一边唱：“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她们跳得真好，像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鹿。有时候，我们也想玩，她们不愿意，她们嫌我们笨，我们只好远远的站着，给她们起哄。
　　
　　此外，我们还玩过“连儿”，一种智力游戏，有点儿像下棋。地当棋盘，石子或树枝作棋子，两个人，你来我往，厮厮杀杀。我很少玩，我脑子笨。
　　
　　忽然有一天，我们不想玩这些游戏了；再玩这些游戏时，我们会觉得脸红。我们长大了。长大了的我们，心灵之湖开始起了波浪，思想的湖畔开始有杂草长出。而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无限快乐，质朴纯真的游戏，则像一串串璀璨的珍珠，只能在梦里闪光发亮了。
　　
　　我的童年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