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座小城长大的，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城。我住在一间平房里，从我记事起，我对那间平房的墙壁是很有好感的，洁白而光滑，让我总忍不住用铅笔在上面画上几笔，为此没少被父亲批评。我感到内疚，于是就从学校偷来了粉笔，将我用铅笔画过的痕迹涂掉，看起来好象白了，但跟周围的石灰墙面总不能浑然一体。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在墙壁上乱写乱画了。

　　还有那扇窗子，刷着深红色的油漆，透过它我可以看到一片荷花池。荷花池的对面是两层小楼，那里驻扎着不少武警官兵，两层小楼的隔壁屹立着一堵很高很高的围墙，围墙上方缠绕了很多的铁丝网。我问父亲那围墙里面有什么，父亲说那是一座监狱，他就在那里上班。见我很好奇，父亲有天上班就带我去了一趟监狱，进了一间审讯室，看到两位干事正在审讯一名杀人犯，那犯人光头，大冬天的双腿与上身成直角坐在墙角的一把扫帚上，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着脚镣，很猥琐的样子，我看着觉得浑身发冷，就要父亲带我出去了。父亲说，别看他现在很可怜，杀人的时候是很凶残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凶残，因为我才七岁。

　　在我家那扇窗子下面摆着一张桌子，那是我用来写作业的桌子，桌子旁放着一张椅子，椅子旁边摆着我的床，桌子、椅子、床，全都刷着深红色的油漆，很好看，跟窗子的颜色一样。这三件家具我一直使用了十几年，直到我离开我的故乡。

　　后来我长大，我发现墙壁开始开裂，我也没去惹它，继续写我的作业。我写着写着，不知道是哪一年，突然墙上掉下了一大块的泥巴，我丢下作业本，走近一看，原来那墙壁上只覆盖了一层泥巴，泥巴里面还惨着煤渣，表面剥落了之后，青砖全都裸露了出来。要不是它剥落了这么一块，我永远也不知道这堵墙的构造。剥落的那一块正好是我当年用铅笔在上面乱写乱画的那个位置，我总担心是我造成的墙体剥落。后来父亲走过来对我说，这是公房，可能有人偷工减料。我记得那是一九八九年。

　　没我的事就行，我又可以安心地坐在窗前写作业了。刮风下雨雷电交加的时候，我就将窗子关上，边写作业边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的时候，我就打开窗子，看着窗外的荷花与蝴蝶。我时常听到窗外高墙内有人拉响了警报，刚开始我很紧张，后来时间长了我就知道那可能是演习也可能是有人越狱，习惯了，也就不奇怪了。有时候我还会听到很多打打杀杀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武警战士们在操练。就这样，在我写作业的时候，我总能听到警笛的哀鸣与战士的吼叫，但也不全是在我写作业的时候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半夜睡觉的时候也时常被这样的声音惊醒。

　　后来我又长大了一点，记得有一天夜晚暴雨过后，窗子上的油漆被酸雨侵泡之后顺着石灰墙一直流到地面，深红色的，就跟刚刚风干后血迹一样，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后来那样的“血迹”就一直残留在墙上。看看我的椅子，油漆已经脱落了很多，露出了里面的木头。只有那张床，还稳稳地立在那里，我那时还是个处男。

　　我家的门是朝南的，走出我家的院子，我看到有三座大厦矗立在周围，把阳光全给挡了，让我那么多年都没有好好地晒过太阳。左边一座大厦上面用金黄色的大字写着“人民检察”，右边的一座大厦也用金黄色的大字写着“人民公安”，前面一座大厦依然用金黄色的大字写着“人民法院”。如果你绕过“人民法院”，你会发现这里有一条马路叫“政法路”，顺着马路没走几步你就会发现这里停着几辆火红火红的消防车，原来在法院的隔壁就是消防大队，与消防大队一墙之隔就是我的中学。我记得曾经有几个光头的消防队员爬过那堵墙来到我们的操场跟我的兄弟打架，结果被我兄弟一板砖给拍晕了，后来他就是乘坐消防车拉响警笛赶去医院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警笛的呼啸，我总能分辨出那是失火了还是越狱了还是救命的呼啸，因为我在那里生活的年代最久，每当有人误解那些呼啸的时候，我就会很耐心地给他们纠正是失火了，越狱了，还是救命了。

　　我家离学校很近，我一般都是步行去上学的，偶尔也会骑车。政法路两旁有很多法国梧桐，小时候我很不喜欢，因为到了夏天总有毛毛虫落下来，落得满地都是，偶尔落到我身上还会留下一个大大的红疱，让我疼上好几天。但我长大了我就喜欢那些梧桐树了，因为我知道善与恶、美与丑了。

　　那条马路我来来回回走了十几年。“人民公安”与“人民检察”的大楼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印象最深的是人民法院的大楼前面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两幢楼，一幢楼上用金黄色大字写着“审判庭”。自从审判大楼建好以后，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曾在现场旁听过很多杀人、强奸以及流氓、重婚等各种案件的审判。一时间，这一行为也成了一种时尚。不过时间久了，也就没人再去听了，说实话，挺枯燥的。

　　对了，还有一座大楼也是后建的，它与审判庭中间隔着一面国旗，上面依然用金黄色大字写着“食堂”两个字。那根旗杆很长很长，一直从高空拖到地面。

　　记得我在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婆躺在食堂旁边哭泣，有人的时候她就大声地哭，没人的时候她就小声的呜咽。开始我以为是个要饭的，心想这死老太婆胆子真不小，要饭要到法院了，简直有辱司法机关的尊言。为此事我一直郁闷了三年，因为那三年之中我每天上学放学都看到她躺在那里要死要活的，后来她干脆搞了一张席子一床被子睡下了，食堂的师傅不让她老睡在门口，于是她干脆就睡到旗杆下面。在我初中毕业那年我才听人说，那个老太婆不是要饭的，她是来告状的，她的儿子被人杀了，一直找不到凶手。我似乎有点难过，当我带着几个馒头再次来到国旗下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一个瑭瓷大碗，食堂的师傅说，昨天殡仪馆的人过来收了她的尸。

　　馒头洒了一地，我疯狂地顺着政法路跑了出去，没有回家，没去学校，我跑到消防大队的门口就跑不动了，几辆火红的卡车呼啸着开了出来，顺着马路开向了远方。我很清楚，是失火了，不是抓人的，更不是救命的。

　　我长大了，真的长大了，我上高中了，上了重点中学，我爱上了同班一个女孩，我想我不该内疚了，也不该恐惧了，老太婆，还有那窗子上流下的血迹。我多么希望那个女孩能给我快乐，能鼓励我好好读书，好好考大学。学校离我家有点远，于是我每天骑车上学，我骑得飞快，穿梭在两排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中。马路旁边是一条小河，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河水是流动的，我吃过游在其中的小鱼，当我长大以后它就被周围居民的垃圾给堵塞了，它成了一条死水河，还不停地发出阵阵恶臭。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自慰就是面对着那条河，是她夺走了我的第一次，我永远记得！可惜的是，她的身体已经不再流动。

　　而梧桐在生长着，警笛在呼啸着，我在发育着，窗外的荷花池却被填平了，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了蝴蝶的飞舞，只有人声的喧闹。我家墙上的泥巴已经脱落的差不多了，露出了大面积的青砖，我就好象生活在监狱之中。窗子上的油漆已经全部翘了皮，锈迹斑斑，桌子的抽屉也被蛀虫咬出了许多小洞，好象筛子一样，椅子散架三次，几经修补，坐在上面总是出唧咕唧咕的声响，就像在呻吟。只有那张床，还稳稳地立在那里，我那时还是个处男。

　　我初恋失败了，我高考落榜了，我又参加了一次高考，我上了大学，我离开了我的故乡，安葬了我的青春。离开了那一间平房，那三座大厦，那一堵高墙，还有那些花样繁多的呼啸与嘈杂，似乎这一切进行得都非常匆忙。

　　十年后。

　　我又回到了我的故乡，那几个金黄色的大字已经发黑。法院搬家了，三幢大厦全都被人买去开了一家民办医院，“人民法院”已经被替换成“仁爱医院”，字比原来要大很多，已经不再是金黄色的了，而是用霓虹灯管做成的，白天看起来是红的，晚上看起来一闪一闪地变换着各种颜色，很好看。“审判庭”三个字被换成了“门诊部”，听众席上的椅子全都被撤了，大厅被做了隔段，当年法官坐的位置上坐着几位专家在认真地给病人开药方。国旗依然是国旗，“食堂”两个字被换成了“住院处”三个字，门口依然躺着一个人，他是刚刚昏倒在地的一名心肌梗塞病人。

　　政法路上的梧桐已经全被砍了，连树根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路灯，河边种上了草坪，那条死水河被混凝土面板封得死死的，我已经嗅不到她的恶臭，在那些密封的面板上盖起了很多门面房，有网吧，有茶社，有桑拿，有饭店，很是热闹。我仍然可以听到警车呼啸而过，这让我想到我的那张桌子。没了梧桐，没了河流，到处是房子，这让我差点找不到我的家门。

　　回到家中，我的父亲已经白发苍苍，平房内的墙壁已经重新修补粉刷，那张桌子与那张椅子几年前就已经被人劈掉拿去生火了，只有那张床还稳稳地立在那里，深红色的。窗子换了，血迹没了，打开窗子，我看到了另一户人家的窗子，里面有几个人在来回走动，我一个也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