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耕文丛”五人记——兼谈散文的“散”

王霁良

在济南七亩园文化沙龙元老黄秀峰、周传虎共同努力下，“舜耕文丛”丛书得以顺利出版，收录张永《圆凳和野花》、徐树爱《关山不远》、孙德奎《落差》、杨巧丽《绽放的铃兰》及我的《北方的信风》多部散文集，作为济南七亩园文化沙龙成员，作为大型文化期刊《华夏文坛》骨干编辑人员，在沙龙成立五周年、刊物刊行22期之际，文集能够很快出版是件快慰之事，亦被外界视为一种集中展示的体现。意大利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摇篮，15至16世纪佛罗伦萨不过是两三万人口的小镇，却涌现了但丁、薄伽丘、布鲁内列斯基、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提香、米开朗基罗、伽利略、马基雅维利这样大批的文学艺术人才，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七亩园，也许会像朱多锦先生说的那样会出人才、出大人才吧。

丛书出版之后，一直在捧读这些集子，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不足，虽然在书出之前，互发电子书稿相互指出了一些不足和需改进的地方，但实际木已成舟，改动毕竟是小动，大的改动已无可能。张、徐、孙、杨、王五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小都生长在农村，靠勤奋、靠考出学来工作于城市，乡村的一些经历多有共识，作品不空洞，不苍白，烟火味十足，应该说都有几篇上乘之作，且不少作品行文考究，笔笔入妙，甚至有些内容以外的内容，但也有不少缺点，人言作家拼到最后拼的是丰富的想象力（一如莫言），这五人的大多数作品中，还仅仅是生活的再现，仅仅是现实生活的记录者。

从文风上看，张永、徐树爱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文风。形成自己得文风较为可贵，原省作协副主席刘玉堂的文风，一看就是他的，而不是别人的；张、徐作为博学的著述者做到了这一点，张永的文风近于白描，徐树爱的则有点文化散文的味道，其他三位还处在探索期。

从入选作品上看，虽然都有生活积淀，但在随物赋形、意到笔随上做得不到位，很多作品咀嚼不够，没有经过一定的反刍，没有经过精细的艺术加工和文学酿制就收录到集子中来，散文的“散”缺少节制，“散”得没边没沿，近乎日记，如《落差》中的《草根呓语》，只有排列没有组合，虽有三页，不成文章；如《圆凳与野花》中一些写景状物的散文，有面而无点，缺少一个很中心的东西，流于自我重复。省青年作协名誉主席王均镇先生在读了《绽放的铃兰》之后说，感觉作者读书面太窄，缺乏阅读，作者一定没读过俄罗斯白银时代那批作家的作品。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北方的信风》是我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前100页还可称作散文，然词语有堆砌之嫌，不够精炼，如《月下的路》后半部分表述很觉臃肿；有些散文如《在表叔家》、《我的老师》表述过于沉重，缺少鼓舞力量的东西，没能展现出悲剧美和艺术美。用语不精炼同样体现在徐树爱《关山不远》的某些篇什，如《母爱如雾也如电》中“记得一次语文课，我迟到了，班主任立即让我听写生字。我不会，他就让我到黑板上去，写一个‘臭’字，我顺利地写出了，老师让我回到原位”，一下用了六个“我”，其实一半就够，其文集前面三辑写“我”的，“我”都用多了。当然，就是大作家也有不理想的文章，在此评头论足只是想把一些不足之处说到点子上罢了。

一篇散文，再散它也需立住点什么，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又必须高于生活，作家不是生活的搬运工，这其中有一个“形而上”的创作过程，有一个艺术标准，一如宋代姜夔所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人所难言”体现的就是作品的文学性，我们必须赋予自己的作品一定的文学性，否则我们的东西就不可能走得更远，而这一点，恰恰都做得不够，比如技术上对作品全面的把握，往往是一杆子见底，缺少起承转合的“转”，缺少让人眼前忽然一亮的东西。相信随着文学素养的加深，明天的作品会更耐读，能让人过目难忘，是啊，明天，谁知道呢？明天总是在未知的晴空下被我们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