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多大陆年轻人开始听说了台湾歌星邓丽君，并悄悄地传唱她演唱的那些经典歌曲。那时候我还是个初中生，最早是在一个同学家里，几个同学关起门来听小录音机盒带翻录的邓丽君的歌曲，有《甜蜜蜜》、《小城故事》、《又见炊烟》、《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十多首歌。当时听了这种情意绵绵、婉约甜美的歌曲，很惊奇流行歌曲还可以这样唱，一下子就在心里喜欢上了这些歌。于是，我们几个初中生就在暗地里学唱邓丽君的歌。

之所以在暗地里学唱邓丽君的歌，是因为她的歌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是“靡靡之音”、是“黄色歌曲”，并为相关主管部门所不容。确实，邓丽君演唱的以爱情为主题的许多情歌，完全不同于大陆主管部门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也完全不同于那些革命歌曲的主旋律。因此，有人批判邓丽君的歌是“资产阶级醉生梦死”的“靡靡之音”，也有人认为这种“黄色歌曲”的泛滥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污染。在此高压态势下，虽然我们年轻人是真心喜欢邓丽君的歌曲，但也只能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只好在私下里悄悄传唱。

后来，我从有关报刊上了解到，当年音乐界的有关人士还为所谓的黄色歌曲及其曲作者在媒体上打过口水仗。1980年7月，《北京晚报》发表了记者采访《何日君再来》曲作者刘雪庵的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何日君再来》的大讨论。1981年5月2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刘炽的一篇文章《〈何日君再来〉是什么样的歌》。刘炽是著名作曲家，《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曲就是他的作品，他认为《何日君再来》歌词宣扬的是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腐朽人生观，节奏感伤懒散、情趣低级……《何日君再来》不是一首好歌，更不是什么进步的、革命的歌曲。1982年，可能是为了配合舆论宣传，《人民音乐》编辑部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书。该书认为可以从曲谱上鉴定黄色歌曲：音乐上，是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上，大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等。在这本书中，还有许多在今天看来颇为奇葩的观点，如：“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相混在一起；庸俗歌曲对我国青年男女，实是色情引诱之声，精神麻痹之剂；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流行音乐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盛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决定的。

为一首歌是否黄色大打口水仗，这可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相对来说，打口水仗不会伤筋动骨，最多是费些口舌，但对于当事人《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刘雪庵来说，自己的后半生因一首歌遭遇了无妄之灾。

刘雪庵于1905年11月出生于四川重庆铜梁县东郭一个绅士家庭。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后跟其长兄学习昆曲，并对乐器和古曲产生了浓厚兴趣。1927年应聘为养圣学校音乐教员，次年担任校长，随后该校成为中共铜梁县委的秘密活动场所。1929年春，因地方当局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刘雪庵被铜梁地下党安排前往上海。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中国新音乐奠基人黄自教授，系统学习音乐理论、作曲、诗词、指挥及琵琶、钢琴等。1936年7月，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第7届学生自治会，为先期离校的第4届本师毕业班同学举办茶话会，有人提议第4届本师毕业班的同学每人创作、演奏一首音乐作品留作纪念。刘雪庵当场挥笔创作了探戈舞曲《何日君再来》，并由同学在钢琴上试奏，那节奏明快、行云流水般的音符顿时让大家陶醉了。这首探戈舞曲不胫而走，很快就成为舞厅里的热门伴奏乐曲。年底，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广告宣传歌舞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约请刘雪庵为该片配曲，刘雪庵向推荐了自己创作的探戈舞曲《何日君再来》，并要求导演另请他人为此曲填词。后来，《三星伴月》的编剧黄嘉谟填了歌词。在影片还在拍摄过程中，片中插曲《何日君再来》就开始传唱了。《何日君再来》的旋律低回委婉、贴近口语，使用了探戈舞曲的节奏，速度缓慢但流动感强。这首歌经电影放映和灌制唱片发行后，马上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

《何日君再来》应该算是一首情歌，在社会上流行开后就有人穿凿附会，赋予其特殊的政治意味。有人觉得这首歌是在盼日军，是汉奸歌曲；另有人觉得是在盼国军，是爱国歌曲；还有人认为是在盼新四军，是革命歌曲；后来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觉得这首歌是在盼日治时代重临，是卖国歌曲。总之，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年代里，对《何日君再来》褒贬不一，在广为传唱的同时，也常遭查禁。

解放后，刘雪庵先后担任江南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副院长，后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任主任、教授。1956年，刘雪庵调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国音乐学院筹委会副主任兼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谱写歌曲。刘雪庵的命运大转折是在1957年，爱国、进步的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成了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

在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中，心直口快的刘雪庵向中国音协提了几点意见，主要是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等问题。刘雪庵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不懂权术，不懂什么“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阳谋”。在“整风运动”转入反右运动后，刘雪庵受到了猛烈批判。本是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副院长和民盟支部主任委员的刘雪庵，被揭发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纷纷批判声讨刘雪庵是音乐界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是老牌右派分子，是反动的、黄色的音乐家……1958年3月，刘雪庵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时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中，《何日君再来》被定性为“反动歌曲”、“黄色歌曲”、“汉奸歌曲”，是“美丽颓废的罂粟花”。此时的刘雪庵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被勒令扫街，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他被拉去游街，脖子上挂着30多斤重的铁牌子……

直到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才得到“改正”，但也只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到1982年才交给其本人。在给刘雪庵的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定性为黄色歌曲。1979年10月，在刘雪庵出席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时，还有人在会说《何日君再来》是汉奸歌曲。刘雪庵为此气得眼底出血，因视网膜脱离而双目失明。1985年3月15日，一生创作了500多首作品的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和病痛与世长辞。5月8日，刘雪庵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分别主持和致悼词，他们对刘雪庵一生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

刘雪庵的一生，除留下千载绝唱的《何日君再来》之外，还有好多的爱国歌曲，如《毕业歌》、《长城谣》、《黄水谣》、《游击队歌》、《上前线》、《流亡三部曲》等。但谁都没有料想到，一首《何日君再来》会带给他这么多的痛苦和磨难。其实，早1949年秋，刘雪庵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工作时就说过：“为影剧配插曲，只能适应影剧中特定气氛，切合当时的环境、人物心态，并不代表作者思想……”刘雪庵所说的，其实是文艺创作方面一个很浅显明白的道理。照理来说，一位作曲家的作品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能动辄给其扣上“反动的、黄色的音乐家”这样的大帽子，让人背负沉重的包袱过着非人的生活。如果一个演员演好了反面角色就说他是坏人，一个作家善于描写男女云雨情节就说他是流氓作家，一个人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善意的批评意见的就成了我们的敌人，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可理喻的，也是十分荒唐的。

荒唐可笑的事不仅在中国大陆发生过，在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地区也曾发生过。共识网曾于2014年7月15日，刊发了2007年《国际先驱导报》的一篇文章《父亲蒋经国在台湾解严的前前后后》。这篇文章讲到，在“戒严”时期的台湾，音乐也被政治审查。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戒严，连艺术、音乐也被蒙上了恐慌的色彩。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制度，审查歌曲每周一次；从1979年到1987年共审查了320期，有930余首歌曲遭禁。至于歌曲被禁的理由，有的被认为是意境诲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在为“共匪”宣传、隐含政治暗示等。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就曾经被禁，因为有人说其歌词意在期待八路军来，这是在“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

当年在台湾被禁的歌曲有好多，像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竟高达八九十首，其代表作《今夜不回家》被禁理由是，“家”被认为是代表大陆，而“不回家”则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还有像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鹿港小镇》等，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词。甚至在台湾民间传唱的一些闽南语歌曲，也曾被列为禁歌。如《四季红》因为影射红军，被改成了《四季谣》；《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歌曲，被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来有句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会被人联想到大陆领导人毛泽东，硬是被改成了“小牛”。

戒严时代的台湾，有许多不堪回首的荒唐史事。在台北，是没有8路公共汽车的；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姓“左”而不能在台湾出版；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被当成了马克思的弟弟，其作品也被禁；香港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因为暗合毛泽东《沁园春·雪》中“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词句，在台湾出版时书名改成了《大漠英雄传》。对一首歌、一句歌词、一个书名如此的胆战心惊、神经过敏，实在不像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

著名导演谢晋一生创作了30多部电影，其作品先后六次获得金鸡百花奖，拍的许多影片频频在国际、国内获奖。电影既给谢晋带来欢乐与荣耀，也给他带来了艰辛与痛苦。谢晋生前曾对人说过，自己感到最痛苦的，不是没有好剧本、没有好演员，而是要将倾注自己心血的电影作品呈送外行领导审查，结果往往是被删改得不伦不类。当年谢晋导演的几乎每一部影片均受磨难、折腾不休，他拍的《女篮5号》被指责是搞金牌主义；《红色娘子军》男女主角的爱情戏有人认为儿女情长太浓而被删剪，为编圆故事只得加“革命口号”，变爱情为战斗友情；《舞台姐妹》以情感人却被贬为“人性论”，片中结尾有句耐人寻味的对话：“今后应该做怎样的人，演怎样的戏。”送审时却点金成铁地改为：“今后要做革命的人，演革命的戏。”影片在国外放映时，结尾的这句话引得老外哄堂大笑。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一片中，有梁三喜牺牲后还债单的动人情节，当年也曾被人指责“有损解放军形象”而欲删改，因为谢晋的坚持己见，最后才得以保留了影片的原汁原味。谢晋导演始终坚持其一贯的人文理想和人道主义追求，是中国电影的民族魂，他所拍的电影是如此真诚感人，如此吸引广大观众，产生如此大的道德力量和社会反响。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时间是最好的裁判。无论是歌曲《何日君再来》，还是作曲家刘雪庵；无论是台湾戒严时期的被禁歌曲，还是备受折腾的谢晋电影，历经数十年的岁月淘洗，时间老人都作出了公正的评判。经典不朽，好歌传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何日君再来》历经劫难，虽被禁唱半个多世纪，却因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而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当青春仅剩日记、乌丝变成白发，只有那些经典老歌依然在心底回响。30多年来，《何日君再来》一直是我喜欢哼唱的一首老歌。《何日君再来》虽年近八十，但在我的眼里，她依然是青春不老、魅力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