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老师在语文教研组打了七年的伙计，我对他的评价是，王老师讲的课不如他的字写得好；他的字又不如他的文章写的好，他写的中学生怎样写作文系列文章，在《作文》杂志发了一年。但我感觉他的文章还是不如他的旱烟有味道。他的旱烟是地道的关东烟，抽起来味道那叫足。要说最好，还得说王老师的斗蟋蟀。我对他的这套评价，他听了嘿嘿一笑说：“你小子还真中，评人也是一套一套的。”我逼着他说：“你说对不对，对不对。”他吱吱唔唔地说：“还行吧。”

    王老师是工人出身，“文革”期间是工宣传队的代表。“文革”结束，工宣队撤走后，他留在了学校，当了语文教师。我说他的讲课不如他的字好，那是有根据的。他是通过写大字报练出的一手好字。而讲课，他是坎班的。那时学校每周搞一次教师公开课，王老师讲的公开课我听了。那堂课，他讲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他对古文的翻译是无可挑剔的，他的板书也是最漂亮的。就是课时没有安排好，三课时的一篇古文，他三十分钟就讲完了。这要是给大学生讲课，三十分钟就够了。可面对的是初二的学生，三十分钟叫学生吃透一篇古文经典名篇，那不得把学生们撑死。就是学生们真吃进去了，也会消化不良。于是，剩下的十五分钟，学生们纷纷举手提问，问得他直冒大汗。这堂公开课不说是失败吧，但也不算成功。总之，王老师的这堂课的课时没有安排好。

    以后我又听了他讲的几堂公开课，就挑不出多少毛病了。只是感觉他讲的课平淡点，不如他字写的娟秀有书法的味道。

    王老师的书法在学校那是一流的，全区几十所学校的老师都没人敢跟他比。因为，好几个学校的校扁都是他写的。他的隶书，行草，魏碑写得苍劲有力，透出文人的气质。我说：“王老师的书法写的真黑。”气得他捶了我两拳。

    王老师的字那是没说的，但他的文章写的也不错。他写的中学生如何写作文在《作文》杂志上发了十二期。我记得，每月一次的教师大会上，校长开会前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期的《作文》杂志上，又发表了王老师的大作，希望语文组的老师们向王老师学习。校长说一回，老师们没觉得怎样，月月说，老师们就反感了。老师们的虚荣心我最清楚。老师们就怕比，就怕说谁比他强。王老师发的文章我都看了，他写了一共十二个点。什么“入题快一点”，“细节细一点”，“语言生动点”，“描写精彩点”，“人物形象点”等等等等。我看了他的十二个点后，我也给《作文》杂志写了一篇《选择》的散文，寄去了两个月后，就发表了。而且编辑还加了编者按。我在书厅买了三十本，首先给了校长一本，请他斧正。然后给语文组的老师每人送了一本。以后再开教师大会，校长再也不提王老师发表文章的事了，当然校长也没提我的名字。

    王老师的文章再好，也就是那十二篇文章。而他的好旱烟，一年四季总在教研组里缭绕着。那香喷喷的关东烟，抽了就上瘾，因为他在烟里掺了罂粟叶和罂粟梗。我曾对别的老师说，王老师的旱烟要少抽，抽上瘾了，想买都没处买去。

    要说王老师最棒的，还得说他的斗蟋蟀。就说王老师家的蟋蟀罐吧，大的小的就几百个。斗蟋蟀使的蛐蛐罐，是他用笔洗改的。笔洗的外观是蓝花图案的，透出古香古色。不用看斗蟋蟀，就是欣赏王老师的这个笔洗，就能感到浓浓的文化品味。

    王老师给我挨个介绍了他的蟋蟀。第一罐是狮子头，第二罐是黑珍珠，第三罐金铲子，第四罐是大青头，下面还有白银翅，龙须，五虎，紫牙，瘪头等等。这些名字也不知是他自己起的，还是书上介绍的。他给每个罐上贴了标签。

    罐里是用山坡上黄泥铺的地，里面放着嫩绿的白菜叶和新鲜的玉米粒。罐的旁边有一座用石籽搭的小房子，有一只母蛐蛐就里面。走进王老师的家里，听到的是满屋的公蟋蟀拉母蟋蟀的叫声。那滋啦滋啦的叫声，就象通俗歌曲没完没了的反复尾声。

    我看过几次王老师斗蟋蟀的热闹场面，他家的楼下围了好几十号看热闹的人。王老师看了看对方的蟋蟀，然后上楼拿来一个精致的蓝花小罐，右手拎着笔洗蟋蟀罐，他把笔洗罐放在地上，把自己的蟋蟀先放在了罐里，他放的是一只黑珍珠。那黑珍珠黑亮黑亮的，看着就厉害。养起来的肚子，擦着地皮走，两条大腿蹬着地皮非常有力，两条又黑又长的须子上下摆动着，等待着对方的到来。对方把蟋蟀往罐里一放，两只蟋蟀就掐在了一起。黑珍珠的大牙使劲咬着对方的下巴往前推，对方往后退。没坚持几秒钟，对方的蟋蟀就被铲出了大罐。围观的人的脑袋都凑到了一起了，眼睛紧紧地盯罐里的蟋蟀。两只蟋蟀在罐里决斗，就象古罗马大斗技场的上的两个勇士。人们的眼睛都看呆了。对方把铲出罐外的蟋蟀逮住，在手里掂了三下，罚了罚，又放在了罐里。黑珍珠这次一下咬住了对手的一只大腿，对手往前跑，黑珍珠咬住不放，结果，对手的一条大腿被黑珍珠咬了下来。剩下一条腿的对手，擦着罐边跑。黑珍珠打开响翅嘎嘎嘎地唱着胜利的凯歌。这时，王老师又卷起了他的好关东烟，美滋滋地抽起来。对方一堵气，一巴掌就把蟋蟀拍死了。

    对方走后，王老师对我说：“他的蟋蟀不行，个大也不管用。我的蟋蟀是暑假我从山东的泰山逮来的。”王老师说：“山东的蟋蟀最厉害。看过蒲松龄的《聊斋》吗？那里就有关于蟋蟀掐架的神话。我的蟋蟀就是从那里逮来的。”

    我知道王老师每年都去山东逮蟋蟀，他在泰山脚下租老乡的房住下，白天睡觉，到了晚上，带上五节电池的大电棒，带上逮蟋蟀的家具就出发了。他说，好蟋蟀白天不叫，非得黑夜才叫。每天夜里他都能逮一两只好蟋蟀。他去一次山东，起码也得逮几十只。回来调养一段时间后，他才拿出来掐。王老师斗蟋蟀主要是天津，因为天津玩蟋蟀的多，玩蟋蟀的也很讲究。王老师掐胜的蟋蟀也卖，但不卖高价，只要是能卖出去山东的车脚路费就行。卖出了盘缠，好来年再逮蟋蟀。这样既玩了又乐了又开了心。

    王老师斗蟋蟀不仅在天津出了名，而且他写的关于逮蟋蟀、调养蟋蟀、繁殖蟋蟀的文章还在《星期天》报纸上连载了。这样，使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在天津和我们当地一说起抽旱烟的好掐蟋蟀的王老师，那些天津卫就说：“是掐蟋蟀的王老师吗？他的关东烟和他的蟋蟀，那叫真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