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打司令部是那多灾多难，大字报铺天盖地岁月的专用语，是那个令人心惊肉跳、寝食不安时期的特有术语。

　　虽然是四十余年前，却并未过眼烟云，而是刻骨铭心。且作小记一篇述当年心怀。

　　一天傍晚，饭后上街看热闹——其实不是街而是广场，曾是大型庆祝活动的地方，轰轰烈烈年月成了“炮打司令部”的聚散地。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唱主角的当然是从“红司令”身边来串联的红卫兵，他们一批批聚在这里，大展风光、风华、风采。

　　有来这里“取经”的，也有来这里“送宝”的，还有来这里看热闹、凑热闹的，更有来这里观望形势变化以决定对策的。

　　广场四周篾垫搭成的大字报栏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那年代的标语和大字报有个“形象化”的特点，就是划了许多黑色的圈圈、叉叉，带有一个个惊叹号、一串串省略号。

　　圈圈叉叉是表示该“打倒”的和“罪该万死”的，惊叹号则是表提醒、愤怒、不可饶恕，省略号又是表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说也说不完也写不完，于是以……省略号替代。划过红色或者黑色圈圈叉叉与惊叹号省略号的格外有吸引力。

　　有些标语大字报还是墨迹未干，是因为前面的人刚贴上后面的人便覆盖，是不同的派别。你覆盖了我的我又覆盖你的。

　　乱哄哄的广场有三三两两扎堆的，有成群结伙的。还有零零散散的。零零散散的自我调侃称自己是“散兵游击队”。

　　乱哄哄的人群中有东张西望、察言观色的，有聚精会神看大字报的，有轻声细语议论的，有放开嗓门嚷嚷的，有慷慨激昂宣讲的，有面红耳赤争论的，有拿着纸笔认真抄写的，还有散发传单和争抢传单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震耳欲聋，比出去的节庆日还要热闹。

　　年纪大的多是悄悄的议论，而且还一定是彼此信得过的，观点比较一致的。那年代常常有“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大义灭亲”，信不过的人不乐意也不敢一同去，可能是心有余悸。

　　也有人只看不说，连表情都不很明显。尤其老人，说也是小小声音，年少的则爱大着嗓门咋咋呼呼，甚至声嘶力竭、喋喋不休。

　　还有带了孩子一同去的。后来有一篇社论，题目叫做《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带孩子一同去的父母大概是为了让孩子“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吧。

　　大学已经不上课，“放假闹革命”。接着中学也不上课，小学老师要参加革命或是被“革命”，所以小学也几乎不上课。

　　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外面既然那么轰轰烈烈，要求又是“不能低头拉车，要抬头看线”，正如火如荼、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哪里还有心思关门“低头拉车”呢。

　　胆小本份的留下“拉车”，调皮的则冲了出去紧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后来发了最高指示曰：“抓革命、促生产”才安稳了一阵。

　　没老没小又调皮的农民也进城闹革命。红司令说过：“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农村家家户户都在神龛供着毛主席像，对联上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也许是认识到不能再埋头种田不抬头看线，于是也拍屁股走人。

　　造反派“一家人”，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住在哪里，反正没老没小，“一人吃饱全家饱”。

　　机关和事业单位仍然上班，可任务也是写大字报、帖大字报、说大字报，看大字报、议论大字报，除参加本单位革命还可以上街或去别单位串联，叫做“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

　　单位供写大字报的纸一捆捆，墨汁一箱箱，浆糊一桶桶，决不抠门。除白纸还有红彤彤的供写欢呼发表最新指示，更是决不吝啬。

　　中国自古以来见面是问“吃饭没有？”涨工资年代问“涨了工资没有？”改革开放后据说是问“离婚了没有？”现在的官员又爱问“有几个小三了？”那轰轰烈烈的年代则是问“参加造反派没有？”

　　红卫兵走南闯北去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因为煽风点火曾经是贬义，尤其57年“反右”，于是标语上写着：“煽革命的风，点革命的火！”

　　有一段日子火车可以随意上，车上只有司机广播员没有乘务员，进站无需验票。各地还设有接待站，每到一处都安排吃住和购买车票，由当地政府拨款，哪个当权派也不敢不拨钱呵。

　　初中生也串联，农村的去县城，县城的去省市，省市的去京城，调皮孩子四处游历，口袋空空如也的去，饱饱满满的回。

　　回我的题目。第一次看到“炮打司令部”就在广场的大字报栏上，标题是“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署名“毛泽东”。是抄件。

　　我不太信，司令部意味着最高领导层和最高领导人，“炮打司令部”岂不是炮打最高领导层和最高领导人。那年代开批判会时动不动就问立场，问站在谁的立场说话，是什么阶级感情，所以我顺理成章成了“保守派”。

　　后来知道是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合写的大字报，毛泽东贊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又知道了“党内有党、派内有派”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但还是狐疑不决。一向说党内团结一致，光荣、英明、伟大、正确，怎能另有“司令部”呢？

　　几天后报纸果然发了社论，标题是“炮打司令部”，于是不信也得信。

　　可是人们还是有分歧，社会分成了两派，单位分成了两派，甚至家庭也分成两派，夫妻、兄弟、朋友、同事以是不是“炮打”做分界线。

　　后来报纸又发社论“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可是辩论更激烈了，这派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派也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话是一模一样，内涵却不同，这派的理解是“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那派的理解是“炮打司令部就只能炮打一小撮。”于是各自见仁见智、不亦乐乎。

　　想起“反右”之前的“鸣放”，叫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忽然平地风雷起，“鸣放”未了便紧接“反右”，我们班20名毕业生揪了三个右派份子和一个历史反革命，大大超过了“百分之一、二、三”的指标，送去劳动教养二十余年。

　　后来有人私下里称“鸣放”是“引蛇出洞”、“钓鱼”、“阴谋”、“圈套”、“瓮中之鳖”，后来有人申明说：“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阴”也罢“阳”也罢，都脱离不了“谋”字，“谋”可作多种解释，褒义的是“足智多谋”“多谋善断”，“贬”义的“阴谋诡计”“谋财害命”，那一“谋”“谋”去了多少生命与命运呵。

　　所以凡经历了57年阴影的，都畏畏缩缩，只打“死老虎”地富反坏右，不敢面对“当权派”，他们走什么道路毕竟是当权派哦。于是一个个成了“保皇派”，甚至叫做“铁杆保皇派”，有个“铁杆保皇派”同事，甚至被造反派：“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武汉“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指名批评，“保守组织”才“树倒猢狲散”，站到了“革命路线”的一边。

　　这是文革前期，还是斯斯文文。自领导人对红卫兵宋彬彬说了句“要武嘛！”宋彬彬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以后，运动急转直下，处处是刀枪棍棒，虽然一再强调最新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也制止不住。

　　文革后期不堪回首，就让它成为过眼烟云吧。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