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细雨纷纷，幽幽我心，思念情深……那逝去的岁月都是一首首难以忘怀的歌，只是有的苦涩，有的甜美，有的沉重，有的平淡，我心头最难忘的是那一段苦涩的乐章。

　　1966年从北京大串连回来后，我和邵君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莫逆之交。我家中的形势可不太妙，父亲被开除公职回家，在居委里接受群众监督，并通过劳动来改造思想。每天早上，父亲在胸前挂了一块名字上打着叉叉的牌子，到居委里和一帮老头老太在又脏又暗的环境里整理乱纱，日复一日，我看他已经有点麻木了。

　　由于停课闹革命，我们荡来荡去也没啥做，邵君到我家中来住过几天。他适应性挺强，也很会做人，遇到我父亲在家，他会照样很热情地和他聊聊天。邵君家在农村，我也曾去他家小住，他父母知道我俩是一起到北京去的患难兄弟，也待我象自己人一样。记得是夏天的傍晚，我和他坐在家门口的场上，月光似水，繁星闪烁，自有一番与城里的繁躁和动荡所格格不入的宁静气氛，几天住下来，我不安的内心被过滤得分外的纯净……摇着手中的芭蕉扇，邵君告诉我：他的姐姐和哥哥比他大很多，故而父母对他特别宠爱，为了让他消灾免难，家中给他起了个乳名叫“猫三”，传说猫有九条命，会保佑他一辈子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到他显得特别的认真。

　　1968年，毛　主席发表了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乎，已经在学校里感到乏味的我们，一个不漏地打了申请报告，主动要求到广阔的天地去作为一番，不少人还咬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示自己的立场坚定和义无返顾。当然，每个人都得到了领导的批准，我被派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插队落户，成为一个新式的农民，邵君则回到自己的老家，接过了父母手中的锄头。贫下中农的眼睛是雪亮的，通过繁重的劳动，知识青年的好坏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等到我和邵君再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在农中里当代课教师，而邵君已经在大队里做会计了，总算都混出了一点名堂。那时的我们才刚２０多岁，可是稚嫩的肩膀早就压上了生活的重担，还有就是那无比失落的心情，此时的我们还敢奢谈什么理想和抱负吗？

　　一件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至今想起犹令人扼腕痛惜。一次周末我回城去拿点衣服，因为星期一要上课，所以在星期日的下午要赶回乡下。检票上车刚刚坐定，后面传来一阵充满痛苦的哀嚎，还有人在拍我的肩膀，仿佛在招呼我，我扭头一看竟是邵君的哥哥和父母，都是一身孝服，刹那间我也明白了事情的十之八九。邵君的哥哥呜咽着告诉我，“猫三”已经走了，主要是晚间做帐时被蚊子盯咬感染了乙型脑炎，抢救无效而死亡。我下车后，他们打开车窗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通过掌心的交流，有很多无声的话语传达到了我的心里。就这样，有着九条命的“猫三”没有抵挡住蚊子的尖嘴，黄梅未落青梅落，他含恨离开了年迈的父母和疼爱他的哥姐，离开了这个他仅呆了２０多年的世界。等我抽空特地赶到他家时，他的父母因不堪睹物伤情，已跟着在外省工作的女儿离开了常熟，将在异乡孤风寂雨，冷月寒窗的景况下，难受地度过他们剩余的日子。

　　时光如无情的流水悄然而逝，因为政策的改变和环境的宽松，我从农村返城进了向往已久的工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文革结束后，我调到科室工作，组织上送我深造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再后来又提干、升职、调动，不经意间已走完了人生的工作历程。但是，我从来也没忘记过曾在困难时给我于力量和信心的朋友。我常想如果没有这场恶变，在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时，凭着老三届高中生的底子，邵君也许早就考上了大学，在完成学业后，他或许是一位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为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添上了自己的力量；也或许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为夯实人民共和国的基石作出了默默的贡献。即使他留在农村，凭着他良好的群众基础和个人素质，他或许早已成为一位热诚爱民、深受敬重的优秀干部，为地方百姓的脱贫致富奋斗不已；也或许是一位叱咤风云、业绩骄人的农民企业家，为地方经济的做大做强而呕心沥血……太多又太多的或许，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假设上，太多又太多的无奈，破灭在朗朗乾坤的现实里，邵君走得真是太早了一点，本来我们可以常常相聚在一起，探讨人生的课题，切磋做人的真谛，安慰落寞的失意，唤醒前进的勇气。本来在退休后我们可以优哉游哉，品茗于园林茶室，漫步于枫林幽径，抒怀于高山名川，荡漾于碧波万倾，那将是何等地惬意和舒齐啊。

　　这一段苦涩的回忆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仿佛是我人生之页中的一枚书签，时时激励和提醒我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心态，因为惟其苦涩和难忘，才会更觉今日之舒坦和安逸。清明时节，我就用这心香一瓣遥祭我的故友邵君，愿他在那个未知的世界里安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