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齐斯河水冰冷，波涛汹涌翻滚，

朋友呵！没有歌唱，这生活可怎么过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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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移花接木，借来上世纪中叶俄罗斯诗人吟诵的“伏尔加河船歌”的几句诗文，将伏尔加河改作额尔齐斯河。站在额尔齐斯河岸边，看着阴霾天穹下急湍西流的大河，我的心情灰暗如天穹，胸头的歌油然而起。

我住在北疆毛纺厂招待所第七天那夜，张彬从杨厂长家回来，一脸的不高兴，他用笤帚掸去身上的雪后，冷冷地对我说：杨厂长明天晚上请你吃晚饭。我点点头，没和他多说什么。

张彬是1964年支边新疆的上海知青，在石河子的八一毛纺厂搞过供销，所以和杨厂长是老相识。为了就近照顾上海的老母亲，他在我们县城找了老婆，又通了路子到我们公司做外勤。他快50岁了，书生模样，中等个子，不抽烟不喝酒，谨慎精明，宁可受气，不肯吃点亏的，一个典型的上海男人。我第一次和他出远差，不管我怎样催他逼他，张彬每欲分辩但咕咕囔囔不敢高声。我明白的，他三分认我是个头儿，七分是忌惮我人高马大，火爆性子，怕当场吃亏，怕秋后算账；何况七万元的欠款就是他闯的祸。

杨厂长家就在厂子附近，一大片泥坯垒的白墙矮平房，是他们厂的职工宿舍——数百户来自渤海湾天津卫的内迁职工的家。每家屋面上的烟囱冒着烟。北屯这地方，当地人戏说，就怕夏天的蚊子、冬天的雪。冬天，这里天寒地冻，大漠的风，赛如刀子，最冷时气温零下40多度。老天爷慈悲呵，我们路过的那个名叫呼什托洛盖的小镇旁，天生一个无烟煤矿，产的煤，我看是天下最好的无烟煤，油黑锃亮，一块块数十斤重大如冬瓜，火一点就着，火力又足，燃尽了就一捧白灰。所以家家户户门口旁一大堆煤，靠它过冬的。小平房矮如棚户，火炉上的大锅，沸水翻花大滚，屋子里挺暖和。

我去的是一户再普通不过的人家，踏进室内我就觉得这个家庭少了什么——没有欢乐。两边卧室，当中一间起居室，屋后搭的棚棚是厨房，不过50来个平米吧，杨厂长的家简陋而整洁；除了一个21寸的彩电外，一无长物。他家三口人：夫妇俩和一个傻儿子。我们喝酒，他妻子在后面忙乎，儿子坐在下首闷头吃菜。那晚，杨厂长喝高了，有点亢奋冲动。我和他喝过好几回酒，在苏南、在江西都碰过杯，每次都是点到为止，从来没见他这般的失态。然而，在他那激情难抑、似诉似泣的一口天津话里，我由衷感受了他的悲情和对我的信任。一位善良刚直的老人，命途坎坷，一生艰辛。

“老傅呵，我命犯灾星！你知道厂里的一帮老职工骂我嘛？说我卖厂求荣，为当这个厂长把厂卖了！全厂数百家天津人几代老小，因我一人客死蛮荒。我的罪名大着呢！你看看我求来的荣华，你看看我的家，不来北屯，你信吗？”

北疆毛纺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天津的一个毛纺厂整体内迁的，杨厂长在天津时是副厂长，厂长、书记年纪大了没来新疆，这个厂的迁建和重新生产都是杨厂长在负责。几百号人携家带口到新疆，阿勒泰在哪里？谁都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总算到了，嘛地方啊！一片荒滩，真是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日子总要过的，挖地窝安了家，建厂房装机台，毛纺厂开始生产了。待了几年，一帮老职工找杨厂长说：老杨呵，我们跟你一道吃苦，一起卖命干个几十年也认了，退休了，老了，总要让我们回天津吧！再有，我们的孩子总要念书吧！这里只有一个小学校，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要跟上面说话！让孩子回天津念书，让我们老了叶落归根！

杨厂长觉得这些话在理，和自己也是休戚相关。他拉了工会主席找师部、找兵团、找天津市政府，没人愿听这码事；干脆到北京找国务院信访局，等了几天，有人接待了，答复就一句话，向当地政府反映。俩人死命不肯走，要见领导，结果领导没见到，兵团警方的几个警察自天而降，二话不说，把他俩押回了北屯。

杨厂长北京请愿不成，押回厂里撤职劳动改造，倒是救赎了自身。老职工都知道厂长受难是为了大伙，再没人骂他了，反而联名向师部要求让他复职——这个厂离不开他。一晃多少年过去了，人们都年岁大了也认命了，不再折腾什么。但这一回事情闹大了，150万货款被骗，厂子或许就此一蹶不振。想想呵！两台载满高档毛线的超长货车，遥遥数千里，从新疆北屯到湖北武汉，却空车而返，分文不见。全厂工人揪心。兵团和师部警方派去了两批人马，一个多月了还没有消息。杨厂长如坐针毡，寝食不安，这一回他说不定真的要顶罪名了。

“我命犯灾星呵！这笔款要不回来，这个厂麻烦了；过了年再不能开工，职工发不出工资，我罪过大了，即便坐牢也心不安······这批货我知道干系大，出不得差错，合同订死的，一手付款，一手交货；两台车，我派了四个司机，还让销售科长带一个销售员跟车走，再三关照，人不离车，车不离人，不见汇票不卸货。那几个小子我打小看他们长大，都叫我叔的，回我的话应得山响——斩了头也要保住货！谁知道竟会和人家去喝酒！一顿饭的功夫，车在，货给拉光了。老傅，你说这是嘛回事？嘛世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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